如果说在前现代社会中，道德作为集体意识主要表现为一些具体的行为规范和模式，那么，维系现代社会公共生活的公民道德则不再对社会成员的具体行为方式作明确的规定，而只是表现为一些更抽象、更一般的价值观念上的共识，从而为个人彼此不同的发展留下余地。

您倾向于哪一种方案？（6）在主张设立治安法庭审理劳教案件的观点中，有意见认为仅在基层法院设立治安法庭即可，也有意见认为应当在基层法院和中级法院均设立治安法庭。（2）关于劳教制度改革进展缓慢的根本原因，问卷设计了理论研究不足，基本问题尚未搞清、法律草案不够完善、相关部门意见不一致、其他四个选项。

（3）分流处理方案在处置对象、范围等问题上更为明确，有利于控制公安司法机关自由裁量权的行使，更加符合法治化的要求。关于下限，38%认为下限应为6个月。（5）各个程序中的专门监督和社会监督都是必需的，应当在设计中予以体现。课题组还于2011年9月赴韩国和菲律宾，访问了大学、研究机构、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通过座谈会的方式初步了解了韩国和菲律宾有关行政羁押制度的基本情况。  熊秋红，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诉讼法室主任、研究员。

对于吸毒成瘾、卖淫嫖娼等恶习，不宜做犯罪化处理，可以采取行政性的保安措施。调研发现，在所有54个有效回答中，42.6%选择了行政强制措施、35.2%选择了行政处罚。因此，由于理性的有限性和利益的差异性，政府的引导不能说不会变成误导，在某种情况下，甚至还可能成为硬导。

笔者认为，必须说明在讨论农民进城问题上，不能以时间的先后关系代替事物的因果关系。在就业领域，当前社会舆论宣传、政府法制教育的重点应该是唤醒农民对就业自由、权利的意识，催生农民追求自由、权利的主动性和积极性。[22] 各国法律中总有一些规定所蕴含的精神实质，就是法律家长主义。[62]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就曾在判例中支持犹他州的立法，该州立法对地下采矿工业进行了最长劳动时间的规制，这一立法对合同自由的干预被认为是合理和必要的。

在劳动力输出大省展开的调查显示，有的地方政府给农民提供最多的培训是人口计生卫生保健项目，而农民最希望获得的培训是农民权益保障的法律法规、进城打工技能培训等项目，同时，培训方式也仍然以理论讲授为主，导致培训效果不理想。第四，政府是法律和政策的主导者，处于主动态势，而公民往往处于被动状态。

如果一项政府行为既有可能促进农民就业，也有可能歧视农民或限制其自由，并且违背下面所要谈到的比例原则的话，这种行为就应当禁止，更不允许将此种行为纳入立法之中。[66]参见岳颂平：《加强立法消除就业歧视的温床—制定反就业歧视法，用专门法抵御日益泛滥的就业歧视逆流》，载《法制日报》2007年11月1日第3版。[37]我们必须警惕这种恶劣的政府行为以促进就业的名义改头换面卷土重来。See Lochner v. New York, 198 U.S. 45, 75-76 （1905）． [24]参见李义平：《再就业容不得父爱主义》，载《中国经济快讯》2003年第3期，第24页。

[38]但是，就业培训与产业需求和农民的培训愿望之间仍有不小的差距。权利意识逐渐苏醒的农民，将在政治生活领域掌握更多的话语权，其就业权利也将有可能最终从朦胧归于清晰，从理想变为现实。[5]这其实是现代化演进过程中的断裂或失衡悖论，社会学对此有许多细致的考察。不仅应明确农民的就业竞争权、自由择业权、平等就业权、职业安定权和公共就业保障权，还要明确农民的就业知情权。

[39]还有调查表明，一些地区新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培训比例仅为18.6％。而在《就业促进法》中继续保留的用语是引导农业富余劳动力有序转移就业，引导农业富余劳动力就地就近转移就业。

首先是财政体制的限制。其实，早在2004年中央1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中就明确了这一点：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

[28]我们注意到，农民到城市务工后，城市出现了交通、治安、教育等等方面的问题，政府和市民都感受到种种压力。最终有望实现农民乃至全体劳动者劳动人格之完成，[67]进人更为彻底的自由而平等的就业新境界。  何锦前，单位系北京大学法学院。就实体性权利来说，农民就业权利主要包括：就业竞争权、自由择业权、平等就业权、职业安定权、公共就业保障权。农民一直都包括在统计学和经济学上的就业人员之中。密尔所举的一个例子放在此处也许合适：一个不知情的人A正要走过一座被毁坏、有危险的桥，B将他一把抓住，拉了回来。

这样的规定有何含义和目的呢？最高立法机关的解释是，要看到，面对大量的农业富余劳动力的流动给交通运输、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社会治安等造成的压力，政府对农业富余劳动力的流动管理还存在许多不完善之处。密尔认为，这确实是合理的，因为A自己也不想坠入水中。

[7]参见农业部软科学委员会办公室：《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农民收入》，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0年版，第59页。[54]这样的担心不是多余的，在城乡二元格局依然存在的当下，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利益不一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利益有差异，利益驱动着地方政府以新的形式构筑就业歧视的门槛。

为此，应彰显农民的就业权利和自由，以理性、确定和比例三原则来规制政府行为，淡化甚至褪去立法的父爱主义色彩，走出价值悖论的迷宫，使该法善始善终，最终实现其促进就业的目的。[24]也有人批判《物权法》的父爱主义。

[48]李运华：《就业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从更宏观的视角进一步思考就会发现，更为关键的问题是，在当前的制度环境下，政府主导的就业培训受到诸多限制，其效果必将大打折扣。[52]蔡定剑、朱永新：《就业促进法难止就业歧视》，载《教育与职业》2009年第31期，第42-44页。农民群体的基数非常大，而农业生产并不需要如此众多的从业人员，即便外出务工分流了很大一部分农民，但留守农村的并非就是妇女、儿童、老人，仍有不少是有就业能力和就业意愿的农民，只是由于无法满足现代工业生产的要求，不得不成为隐性失业的群体。

例如，关于就业歧视纠纷，该法虽然规定可以通过诉讼方式解决，但是与相关法律如行政诉讼、民事诉讼制度不匹配，进而形成对该救济权的限制。[31]人们发现，在以农民为主体的流动人口中，83.6％以上流向了广东、上海、北京、浙江、江苏和福建六省市，而流出地则集中于河南、湖南、湖北、贵州等8个经济欠发达地区，流出人口占流动人口总数的84.9％。

总之，通过给政府行为定底线、加边框，给农民权利定基调、加内容，方可消弭《就业促进法》的父爱主义弊弊病。[60]同时，设计的救济程序应该尽可能减少农民维权的成本，或者可以将部分成本转移到政府财政上去。

有报道称，前些年，一些地方政府看中了农民手中的集体土地，热衷于鼓励甚至强迫农民洗脚进城，轻而易举地将农民手中的集体土地变为城市国有土地。换言之，《就业促进法》的某些规定隐含某种程度上的强制和为民做主的意蕴。

[35]因此，第20条的规定有可能与农民就业的规律、特点不相符合，也就有可能违背农民的就业意愿，表现出较强的父爱主义色彩。不过要注意，农民权利的实现最终还得靠农民自身，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不能够、也无法包办代替，不然又将变异为精英父爱主义，无法彻底解决农民权利部分悬置的问题。农民到哪里就业能实现他们的利益最大化，他们自身的理性可以解答这一问题，如果说有什么是他们的理性所不及的，那才是政府可以付出关爱之处，比如，提供充分的就业信息、必要的就业保障和良好的就业服务。例如，某市就业办就业培训和职业指导处包括处长、副处长和工作人员共有6人，而其职能较多，就业培训的工作难以顾及。

[5]农民祖辈赖以为生的土地已经不足以维持他们的生计，不足以应对子女教育、父母养老和疾病救治。此外，《就业促进法》专设第五章职业教育和培训以促进劳动者素质的提升。

在当前情况下，可以着重采取法律解释等技术方式解决一部分问题。不过该书使用的概念是工作权，从实质上来说，与就业权相同。

直到200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02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意见》才第一次明确了公平对待，合理引导，完善管理，搞好服务的原则。[10]参见国务院研究室课题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中国言实出版社2006年版，第13-20页。